方言乱弹_双流县

我国地广人稠，风土人情各异，地方语言差别很大，各地从古到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都形成了本地独特的方言和用语习惯，以致于同是中国人却听不懂另一些中国人的话。少数民族语言暂且不提，仅拿汉族来说，浙江的温州话，湖南的湘乡话，福建的闽南话、两广的白话等等，都是比较难懂的，有些方言甚至本省其他地方的人都听不懂。好在中国的文字是相通的，只要识字，不管哪里人写出来的话基本都能看懂。写字的人可能是用方言思维，用新华字典上标准的中国字写出来，所以，人人看了皆知其意。唐朝没有录音机，不知道他们的口音具体是什么腔调，仅从流传至今的唐诗来看，五湖四海的诗人写出来的诗用现在的普通话来念，都能念的朗朗上口，抑扬顿挫，如果内行来分析其平仄，也是符合现在的发声规律，尤其是押韵的字，也都能压在点子上。是不是可以认为，自古到今，中国人说的话基本没有跑调？！在现今的朗诵会上，凡是朗诵古人的诗词，演员们都是有意识拖长音节的，做出一副摇头晃脑的样子来：朝辞--白帝--彩云间、、、、、、如果不这样，听起来好像就不像古人了。不知李白当年是不是就是这样把自己的诗念给大家听的？那么，李白到底说的是江油话？碎叶话？还是长安话？却无从考证，但他的诗今天即使用普通话来念、来朗诵，还是很优美动听的。这得归功于中国方块字的表达，除了简化了笔画多重的繁体字外，基本上没有根本的变化。有个习惯，每日睡前总要抽出一本小说翻一翻，所谓翻也是一目十行，轻易不敢入眼太深，不然就失眠睡不着了。昨晚在翻看《李自成》，该书结构复繁，场面宏阔，历史故事起伏跌宕，各色人物栩栩如生，看得津津有味。不料在卷二中却有小疵。比如：“快同我坐下随便言喘”、“我今夜没工夫找大家言喘”、“刚才同这两个兄弟的言喘”等等，约有七、八处句子里都使用了陕西方言“言喘”（现在约定成俗这两个字为“言传”）。“言传”一词流行于关中和陕南陕北部分地域，和北京话“吭声”用法差不多，适用于“我不言传了”、“谁叫你不言传”、“大家都别言传”等语式中。《李自成》卷二中那些随便言传、找大家言传、同谁谁言传等等句子中出现的“言喘”，既不符合陕西人的用语习惯，也不合乎语法的逻辑，不免使人在阅读的快感中皱了眉头。本应是最熟练使用语言的作家，稍微松懈“言喘”了一下，等于一锅美食里掺杂了一碗夹生饭。尽管瑕不掩瑜，却说明陕西话不是随意就能运用自如的。侯宝林堪称语言大师，天南海北方言学的惟妙惟肖，哪个人听他说过陕西话？前几年电影《美丽的大脚》里，那个胶东大妞说起蹩脚的陕西话，实在让人头皮发麻，把陕西话糟蹋到家了。电影里即使她再美丽也没法看下去。其实，陕西话里边有许多古语都是雅言，比如：让谁走开叫“避”或者“避斯”；噪声刺耳叫“聒嘈”；心情烦躁叫“毋乱”等等，这些字眼在典籍中都是有出处的，只不过陕西人在表达中欠缺婉转，听起来好像很土罢了。有一年在成都附近住的时间比较长，发现虽然四川和陕西隔着秦岭大巴山，但生活饮食习惯很相近，有辣子，还出保宁醋，说话嗓门都很大，脾气容易急躁，最令人惊奇的是有些方言的发音和字义惊人的相似。比如把香菜都叫“延续”（芫荽），只不过一个是川味儿的，一个是秦味儿的。把红薯都叫红苕，甚至对红苕的口感要求都很一致：菜市场以双流牧马山的红苕最佳，理由是干面香甜；无独有偶，陕西旱塬沙地红苕也以干面为卖点。这一价值观是相通的。在乐山夜市看到有一名吃油烫鸭，食客如云。其中这油烫二字的用法使我想起了陕西东府一带的油烫辣子。一般在陕西其他地方都叫做油泼辣子，只有我们那里才叫油烫辣子。何为油烫？烹饪上是有讲究的，将滚油不断浇在食物上谓之烫，像其他煎炒溜炸每一种也都是有很具体的操作方式的。我注意到，油烫鸭就是用滚油反复地浇撒在鸭体上，直到把鸭子烫得红光油亮，令人垂涎三尺；而不是直接把鸭子下到油锅里，那就不叫油烫鸭而叫油炸鸭了。油烫辣子和油烫鸭的做法大同小异，将油烧煎，然后分次倒入盛着辣椒面的容器内，一边倒油，一边搅动，直到辣椒面和油充分融合渗透为止。山西和陕西隔着一条黄河，口音最接近，吃食花样都差不多，但方言的叫法却大相径庭。比如有一种面食，是用手指将一厘米大小的方形面粒按住，在案板上用力一搓，形成一个半桶状的面圈，下到开水锅里煮熟，再将木耳黄花土豆萝卜等同样大小蔬菜粒做成的浇头，与之混合拌匀盛碗食用。此物山西叫猫耳朵，陕西却叫麻食，哈哈，真有意思。河南离陕西比四川近，同在北方黄河流域，不仅语言口音不同，而且也几乎没有相同的方言字眼。同样带汤水的面食，陕西叫臊子面，河南却叫烩面，而陕西人理解的烩则是一锅绵软不劲道的糊嘟面。上海人把洗念做死，过去客人远道而来，殷勤地端上一盆水，和颜悦色地招呼道：侬死！客人若是北方人就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的一见面就叫我死呢？可见方言差异之大，往往容易弄成误会。所以，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伴随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国家推行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普通话，这对于消除方言隔阂加强各地人员之间的交流往来，起到了历史性的推动作用。几十年过去了，有些特大城市却发现方言断档，许多新出生的孩子都讲普通话而不会说当地话了。这样，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方言难道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居然要消失吗！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个问题。于是又开始采取各种方法进行抢救性传承，增强延续方言的生命力。真是俗话所说，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甘蔗没有两头甜。开国伟人是湖南人，通读他老人家的诗词，且不说诗词精彩的空前绝后，只须留心其中的韵脚，没有一处压在方言湘音上，每一个字的声母韵母都规范极了。伟人一口家乡方言，没有听说他会讲普通话，但作诗填词没有方言的痕迹，留给我们这些千古传诵的诗词背后，是伟人自幼勤奋刻苦为学严谨的不朽成果。不仅如此，伟人还是践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楷模。有一次主席和亲家、李敏的公公、西安籍的孔从洲将军交谈，问道：为什么有两个西北军？冯玉祥的部队叫西北军，杨虎城的部队也叫西北军，究竟哪个西北军是准确的呀？孔将军答道：杨虎城的西北军，从靖国军开始转战关中，成员大都是西北人，是就地域而言的。尤其是东北军进关（指潼关）以后，人们就叫东北军、西北军。冯玉祥年发动北京政变失败后，被段祺瑞的政府赶出北京，任命他为‘西北边防督办’，以后他和直、奉联军作战失败，部队到绥远西部集结，年他从苏联考察回来，在绥远五原誓师，经宁夏、甘肃到达陕西解救西安之围，他这个西北军，是就行军方向而言的。毛主席是伟大的军事家，为了搞清西北军这一名词的来龙去脉，不耻下问，以避免酿成错误造成损失。可见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是真理，原因就来源于扎扎实实的革命实践。无论是写文章，还是改造世界，深入实际，“实践出真知”，的确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他老人家献身的伟大事业能够取得胜利，绝非驾轻就熟一蹴而就。写作《李自成》大部头小说的作家，当初难道不应该向伟人的这种精神学习吗？有人误以为天才是生而知之的，其实，“天才的十分之一是灵感，十分之九是血汗（托尔斯泰语）”，此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比如自己，写作中也经常出现错处，若不是屈政委及时指出纠正，早已经成为令人贻笑大方的谈资了。关中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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