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这名称，据《寰宇记》讲来，颇有来历。它说：“周太王迁于岐山，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故名曰成都。”意若曰，成都这城，建立不久居民就多了起来。这名字是否该如此解，暂且不管它，好在它与人一样，本名之外，还有几个别号，读读它的别号，倒满有意思。

芙蓉城

目前顶常用的一个别号叫芙蓉城，简称之曰蓉城，或曰蓉市，一如今日报纸上常称广州为穗城，或穗市一样。……

芙蓉城的来历如何呢？据宋朝张唐英的《蜀梼杌》说，则是由于五代时，后蜀后主孟昶于“城上尽种芙蓉，九月间盛开，望之皆如锦绣。昶谓左右曰：‘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观之，真锦城也！’”这只叙述芙蓉城的来源。另外一部宋人赵抃的《成都古今记》，就稍有渲染地说：“孟蜀后主于成都城上遍种芙蓉，每至秋，四十里如锦绣，高下相照，因名锦城。”……

锦官城

另有一个别号以前常用，现在已不常用，锦官城是也，简称之曰锦城。这也和广州的另一别号一样，以前叫五羊城，简称之曰羊城，而今也是不常用之。

锦官城原本是成都城外相去不远的一个特别工业区的名字。据东晋蜀人常璩的《华阳国志》说，夷里桥直走下去，“其道西，城、故锦官也。”另一东晋蜀人李膺的《益州记》说得更为清楚：“锦城在益州南，笮桥东，江流南岸，昔蜀时故锦官处也，号锦里，城墉犹在。”……汉晋之益州即今日之成都，“在益城南”即在成都之南。所说锦城方位，与《常志》同。略异者，只《李记》说是在笮桥东，《常志》说是在夷里桥南。笮桥是古时成都西南门外有名的索桥，夷里桥则在南门外，此二桥都是李冰所建的七桥之二，早已无迹可寻，不过此二桥皆跨于大江之上。大江即锦江，一名流江，故林思进所主修的《华阳县志》，以为李膺《益州记》所说的“江流南岸”，实即“流江”之误，这是很合理的。

成都在古时李冰治水之后，有两条江绕城而过，一曰流江，一曰沱江。以前代记载看来，这两条江并不像现在的样子：一由西向北绕而东南，一由西向南绕而东南，这样的分流，是在唐僖宗时高骈建筑罗城后始然。之前，这两条江都是平行并流，都是由西向南绕而东南流去，故左思的《蜀都赋》才有这一句：“带二江之双流”，言此二江并流，如带之双垂也。同时刘逵为之注释亦曰：“江水出岷山，分为二江，经成都南东流经之，故曰带也。”

我们必须知道流江、沱江是平行而并流，才能明白《华阳国志》所说：“锦工织锦，濯其中则鲜明，濯它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所谓濯其中者，乃濯于流江之中，所谓濯它江者，即指其并流之沱江也。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虽引《常志》，而就老实这样说了：“夷里道西，故锦官也。言锦工织锦，则濯之江流（照林修《华阳县志》，实应写作流江，已见前。）而锦至鲜明，濯以它江，则锦色弱矣，遂命之为锦里也。”倘若沱江在城北绕东而南流，那吗，锦工在城南江边织锦，无论如何，也不会特别跑到城北或城东去洗濯，而又批判他不好。即因流江适于濯锦鲜明，所以此一长段流江，也才称为濯锦江，简称之曰锦江、曰锦水。此一片地方，即名锦里。锦工傍流江而居，特设一种技术官员来管理之，并在工厂周遭筑上一道挺厚的墙垣，一用保护，一用防闲，这就叫锦官和锦官城，简称锦城。

今成都锦里

如此说来，锦官城实在成都之南，夷里桥大道之西的流江之滨。在西汉以后，这种组织已废，锦工们便已散处成都城内，故《常志》《李记》说起这事，才都作故事在讲。然而何以会把成都附会成锦官城呢？说不定在隋朝蜀王杨秀扩展成都时，旧的锦官城故址竟被包入，或者挤进郊郭，混而为一，因而大家才把成都城用来顶替了这个特区的名字。林修《华阳县志》以为由于宋朝欧阳忞的《舆地广记》有成都旧谓之锦官城，一语之误，则是倒果为因，于理不合了。

锦官当然是管理织锦的一种专贾，像这类的官，汉朝相当多……

织锦是成都的特殊工业，其所以致此者，由于成都在古代有这种特产：蚕丝。此事且留待后面说到蚕市和蜀锦时再详。现在我要告诉大家的，即是这种特殊工业已没落了，虽然在历史上成都曾被南诏蛮人围攻过几次，并掳走过若干万巧工，但是终不如张献忠在清顺治三年由成都撤走时，把所有的技工巧匠剿杀得那么罄尽，故丹稜遵泗的《蜀碧》乃说：“初，蜀织工甲天下，特设织锦坊供御用。……至此，尽于贼手，无一存者；或曰，孙可望独留十三家，后随奔云南，今‘通海缎’其遗制也。”

蜀锦

《蜀碧》系清嘉庆十年（公元后一八零五年）出版的，所谓今之“通海缎”，不知是指清初而言吗，抑指嘉庆年间而言？总之，“通海缎”绝迹已久，无可稽考。

岂止“通海缎”绝迹，即光绪年间曾经流行过一时的“巴缎”，和民国初年犹然为人所喜爱的“芙蓉缎”，也绝迹了。迄今尚稍稍为人称道的，仅止作为被面的一种十样锦缎，以及行销西藏的一种金线织花大红缎，然而持与偶尔遗留的宋锦比起来，则不如远甚！蜀锦已落没了……

龟城

此外，成都尚有一个不甚雅致的别号，叫龟城。龟本来是个好动物，中国古人曾以龙凤麒麟配之，尊为四灵；又说龟最长寿，与白鹤相等，故祝人之寿，辄曰“龟鹤遐龄”；并且以龟年，龟寿取名者也不少，明朝人尚有以龟山为号的……

谓成都为龟城，始于扬雄的《蜀本记》。此书已失传，惟散见于各家记载所引，其言曰：“秦相张公子筑成都城，屡有颓坏，有龟周旋行走，巫言依龟行迹筑之，既而城果就。

古成都城墙

到宋朝乐史作《太平寰宇记》，便演化得更为具体了，大概后来的传说都根据于此。他说：“成都城亦名龟城。初，张仪、张若城成都，屡坏不能立，忽有大龟出于江，周行旋走，巫言依龟行处筑之，城乃得立。所掘处成大池，龟伏其中。”这种传说，在古代原极平常，因为筑城乃是大事，如其不能一次成功，其间必有什么原由，而在屡筑屡坏之余，忽然又筑成了，这其间必又有什么神助。比如胡三省注《通鉴》引晋《太康地记》说马邑之所以名为马邑一样：“秦时，建此城，辄崩；有马周旋驰走反覆，父老异之，周依次筑城，遂名马邑。”马邑是山西之北、雁门关外，由大同到朔县铁路旁边的一个小城，现在虽不重要，但在历史上倒是一座名城。北方是干燥的黄土高原，故于筑城不就，云得其助者为马；成都泽洳多水，云得其助者，便是龟了。马邑、龟城，情形相同，恰好又可作对联。

龟城又称龟化城，一写作龟画。扬雄所言，是否可信？我以为只是故神其说而已……唐僖宗时，王徽作《创筑罗城记》，就曾说道：“惟蜀之地，厥土黑黎，而又硗确，版筑靡就。”这是实情。至何以会说到龟的身上？王徽《记》上比较说的颇近情理，他说：“蜀城即卑且隘，像龟形之屈缩。”这更明白了，换言之，即是说成都城虽建筑在平原上，却为了地形水荡所限，不能像在北方平原上那等东南西北的拉得等伸而又廉隅，却是弯弯曲曲，弄成一种倒方不圆，极不规则的形势，很像龟的模样，故称之曰龟城。龟城者，像龟之形也；再一演绎，便成为“依龟行迹”，于是龟就成为城的主神了，似乎成都城之筑成，全仰仗了乌龟的助力。

先是附会一点乌龟懂得筑城术，倒没什么要紧，顶不好的就是还要在龟的身上，附会出一些祯祥灾异的色彩，那就未免无聊。

总而言之，龟是寻常介类，到处可见，即令大如夏屋，也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若说它与成都城有关系，则是古人有意附会，至于引经据典，像一般野老样，说成都人动辄骂人为“龟儿子”，便由于成都初筑城时，是凭了龟鳖之故，那吗，重庆人之开口老子，闭口老子，则又如何解释呢？

（本文节选自李劼人《二千余年成都大城史的衍变》，四川文艺出版社《李劼人全集》第七卷，编者：曾智中、尤德彦）